移植医生的焦虑
王鑫捐献器官的三例手术中两例由主任操刀，一个是肾移植中心主任王长希，另一个是肝移植中心主任朱晓峰。
单纯的肝、肾移植，在各器官移植中心，一名普通医生就是熟练的裁缝。之所以劳驾两位主任，全因医院异常重视器官捐献。
“如果有正常的器官来源，谁愿意去搞那些陪吃陪喝的事？”王长希说。
王长希和朱晓峰平时的日程都排满了。有器官就得手术。器官通常晚上到，从晚忙到早，换肾平均两三个小时，换肝经常通宵。超过12点补10元，下半夜三点20元，做到次日早上六点补30元。
“我捡破烂，一个通宵捡30元应该捡得到。”朱晓峰说。10年来，朱晓峰连一天年假也没法休。手术使他与家人去马来西亚旅游的计划泡汤，交旅行社的钱拿不回来。有时中心其他人轮不过空来，他们还得自己去取器官。
并不擅长社交的他们还得随时与法院“沟通感情”。不然，别人“感情的天平”可能倾向别的医院。
“下辈子让我做器官医生，我不做。”朱晓峰无奈。
像樊嘉、何晓顺、王长希、朱晓峰等正处盛年的业务骨干，属于“积极入世派”，将自己的职业前景寄托在器官移植的规范发展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业务水平已超过国际水平，但要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有关移植临床的论文比较困难，主要是所做手术的器官来源会引起质疑。
而像李锐这样的“小鱼”则陷于深渊：内心痛苦，难以前进；退呢，只会做移植，不干只能改行。
令李锐深度忧虑的是，移植医生的职业生涯与恐怖片相仿。出差取器官，由于器官热缺血时间越短越好，为抢时间，车往往超速行驶。有医生护士就因此出车祸而死。一般医院还没给医护买人身意外险。某夏天在深圳，李锐和几个同事只能蹲在水泥地上取，穿着防护服更像架在炉上烤，又紧张、害怕，半个小时后，他们全部脱水。
中间还穿插着一幕幕人间悲剧。河源一个女孩做肾移植已经花了几十万，术后肺部感染，要上呼吸机，声称回家借钱的父亲再没回来，用不了药，李锐只能看着她死去。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病情还未到终末期，为了做活体，就被推上了手术台。主刀医生不愿做活体移植，医生就从外地找来。医院间互相介绍病人，都有介绍费，所谓组织到其他医院“学习”，实质都是谈介绍病人。
广州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教授苏泽轩和南方医院教授于立新等距退休不远的老教授属于“消极避世派”。他们看不惯业内的黑暗现实，不肯折腰，干脆转了业务方向。
于立新说，死刑犯器官基本已被极少数通过旅游移植大赚其钱的医院垄断，数十万一个器官，立足科研与社会效益的医院根本没有这个财力。身为全国肾移植专业组副组长的他，冒着被排斥出主流圈的风险，一开会就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