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一个远超过他想象的复杂捐献之旅在等着他。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李劲东负责接洽，向医生了解病情。
临床主治医生提醒王保田说，“王鑫还有微弱的呼吸。我们只能继续维持救治。”
阜阳市医院医生以为他们在走脑死亡的路，因而顾虑重重。
脑死亡与器官移植密切相关。在脑死亡时宣告死亡，心、肺才能移植，肝、肾等器官的功能也未受损。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脑死亡”标准，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13个国家还将其写进了法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中国器官移植界专家就开始呼吁国家出台脑死亡法，卫生部也屡屡促进。
脑死亡由一个神经科医生、一个伦理医生和一个非移植的专科医生就可界定，但实际情形复杂。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樊嘉说，医生们担心，为了取器官，可能会出现极端事例：医生放弃本来可以抢救的患者；有钱有势的人买通医生，事先跟“受害人”做好关系，人为造成事故。
三周后，王鑫情形依然，似乎成了植物人。按传统死亡标准和现代医学的脑死亡标准来看，植物人都是活人。但医生也暗示王保田，儿子已无抢救希望。
这期间，王保田成了主治医生和广东省红十字会间的电话转接员，光打给高敏的电话费就达400块。
王保田不想再继续耗下去，和妻子商量后决定马上签署捐献协议，“捐献出去总能救几个人。这一天天的，肾脏、心脏都没用了，一个人也救不着了。”此时，王家在北京借的4万，以及老家借的4万，王鑫学校捐的3万多已花光。
器官移植门前是非多，深圳红十字会坚持严格按部就班来。“我最怕有人说，我们看中了他的器官，跟医院合伙误导了病人。”李劲东说。
按现行法规，只有在主管医生明确的前提下，家属强烈要求自动出院、放弃一切治疗后，医院才可以停用呼吸机、药物。
王保田请阜阳医院对王鑫做了停机试验，暂时撤掉呼吸机，同时停止输液。3分钟不到，进氧饱和浓度和血氧浓度掉到60%以下，血压测不到，无自主呼吸。完成规定动作后，医生判定王鑫的心脏已衰竭，这才明确宣布无抢救价值。
耗时一个月零两天，王保田夫妇终于得以与深圳红十字会签署器官捐献协议，无偿捐献两个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
由于长时间使用大剂量的药物，王鑫的心、肺功能受损，前一天抵达的北京安贞医院医生评估后认为移植风险大，放弃全器官捐献。
至此，王保田尚欠医院2万多元，他不要李劲东照惯例勾销欠费：“就算倾家荡产、卖了房子，我也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