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捐献志愿者
最近，王保田当上了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者。
这个新身份像块硅胶，可以填充王保田心里的空洞。王鑫离世后，那儿不断分泌苦涩液体。只有在他对人讲述捐献儿子器官时，他觉得儿子又回来了。
从第一例器官捐献以来，全国不过130例，罕若沙漠绿洲。捐献器官者中大多数为外出打工者家庭，共同点是欠缴医院的抢救费，甚至连丧葬都困难。像王保田这般自己举债捐器官的绝无仅有。
捐出儿子器官的王保田，泅渡在悲伤之河。情难自禁，他曾设法去见三个陌生人。王鑫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长在了这三人身体里，他觉得他们载着再生的儿子。
从老家安徽省阜南县出发，经上海飞到三亚，王保田一家不知道施行手术的医院是哪一家，便让出租车司机到市区随便找家宾馆。“像天意安排”，他们被拉到陵园西路，距中山一院仅几百米。
院方安排王保田一家和肝移植者下午见面，另两名肾移植患者已经出院。在等待中，王保田打开房间电脑，进入儿子的QQ空间。里面的日志，有些甚至已能背诵，他在电脑前静默着。
在我国最早器官捐献立法的深圳，曾有捐献方和移植方见面后的纠纷。捐献方不时找移植方哭诉，移植方在东海渔村设宴、给数千抚慰金，仍无法了断。关于器官**与受**的权利和义务，尚未出台。
出于慎重，院方把王保田一家和肝移植者见面的事请示了卫生部。随后，院方取消原计划。
目前，卫生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活动，期间暂停全国活体器官移植，对于急需移植挽救生命的，各省经卫生厅批准后施行。“在此情形下，‘活体的尸体’可能增多。”某业内人士说。“活体的尸体”是一些嫌常规的活体移植“麻烦”的人搞出来的。他们骗一些农村赌六合彩输了、欠高利贷的人，说可卖肾赚钱，然后在县城偏僻的地方切了肾，高价卖到有移植资格的医院，谎称尸体肾。
没有人知道红灯到底要亮到哪个程度，器官移植界才会停下来，而器官捐献这一唯一的绿灯却迟迟亮不了。
直至今年两会期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透露今年将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进行修订，突破性的一点是将由中国红十字会负责动员器官捐献和器官分配。也将明确可选择临床死亡标准：脑死亡或心跳停止死亡。
选择红十字会这一非政府组织，是希望建立独立于医院机构之外的人体器官捐献与分配体系。
3月初，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联合下发文件，器官捐献试点将在天津、上海、广东等八省两市启动，但阻力清晰可见。
中国人的器官捐献意识与国际差距甚远。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每100万每年捐献器官大概有40个，美国每年大概有6000个人成功捐献器官。
“我不愿意捐。”肾移植手术室的一位男实习医生明确地说。他家在广东农村，盛行死要全尸的乡俗。五年的医科学习仅是一张移动软盘，随时可抽离他的大脑。
王长希说：“国外信基督教的多，认为身体不过是灵魂的寄居之所，死后灵魂升天。身体不重要，所以器官捐献率高。东方信佛教，认为人还会转世，身体要保持完整。”
身处这样的文化中，加之别人的看法左右自己的生活，有人想捐献也阻碍重重。王长希认识的一位40岁左右的厅级干部急性脑出血猝死，他的妻子，某省级部门处长，向王长希联系器官捐献。等王长希准备好，她却变卦了。只因她母亲的一句提醒——“人家会说你对他不好，说不定早就盼他死”。丈夫家在广东农村。
捐**倍受压力。李劲东接过湖南首例捐**的哭诉电话：他在地里干活时，同村人在旁边说，唉呀，卖了很多钱吧，可以盖房子了。王保田15岁就出门打工，像他这样与熟人社会联系不紧密的，受乡规民俗影响才可能少。
火化、埋葬儿子后，王保田向北京朋友借的1万块还剩2700块。揣着这些钱，他去医院准备还钱。在电梯间，这钱被偷走。在儿子住院的32天内，没哭过的他眼泪直掉。他说：“不是为我儿子哭，也不是为我自己的钱财哭，就为这个世界担忧，为什么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爱？”(苏岭 殷卫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