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群解释说，药价是药品自身价值的市场表现，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药费是医生开处方的各种药品的综合，取决于医生处方，具体说就是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数量——如本可以用低价格的青霉素，但医生开了高价的头孢，或是本可以用国产的，但医生开了进口的，或是3天量就够，但医生开了6天量；而医疗费，不仅仅是药费，还包括检查费、诊疗费、床位费等所有费用。因此，药价、药费、医疗费之间不能划等号。
“随后为了验证我的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我找了很多医院、医生，但找不到突破口。”刘群说，“直到2003年，我想出了‘药房托管’的办法，即通过对药品流通的控制，不给医生处方费、开单费。”
刘群说他的企业当时托管了价值约84万元的药品，参与的医院包括重庆的垫江县人民医院、南川县人民医院、丰都县人民医院等。他把凡是在医院做促销的药全部换成了没有促销的药，对独家生产的促销药用了相同类型的药来替换。“没想到，这么一搞，效果非常好，药费一下子降了下来，降幅达40%以上。在用药方面，医院的医生全用了有同样效果的低价药，如青霉素。”刘群说。
此时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推行药房托管，重庆当地其他医院也自己搞了药房托管，“但他们的药费并没有降下来，有的地方更高了”。
“于是，我意识到，药房托管这一方式肯定存在问题，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托管药房的企业有很大的可操作性，既可以降低药费，也可以提高药费。”刘群剖析说，“从理论上说，如果托管药房的企业为了销售更多的药，就会鼓励促销，就可能更多地给予医生回扣，于是药费自然就又涨上去了。”
“有没有另外一种更好的模式？可以克服药房托管的这一人为因素？”刘群又开始对医、药、患三者之间现有的药品流通模式进行解剖：“我发现药费的很大一块是用于支付医药代表和医生，即促销费。那么，可否把这一块拿出来直接补给患者，从而降低药费？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让医生失去开高价药和多开药的积极性，让医药代表从源头上不再有推销高价药的基础。这是惠民医疗行动最初思考的雏形。”
惠民医疗行动
——“这是一条干净的利益链，一种新的药品利益分配模式，从机制上根除‘看病贵’。”
“基于上述想法，我开始思考如何在医、药、患三者之间设计一个全新的医药模型。”刘群说，这个模型必须具备三个重要因素。第一，要有一个较大的医疗人群，“把患者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团队”，团队实行会员制；第二，会员有自己的定点医院，即会员组成的团队跟医院谈判，让医院为团队的会员服务，并由这个团队自己组织药品，供团队的会员使用，这个药品既不受医院的干扰，也不受医生干扰；第三，有药企愿意以低于一定比例的市场价为团队供货，即药企要把临床用药促销的费用拿出来补给会员。
于是，刘群先向当地的公立医院“推介”他的这一模式，同时还要求医院拿出其检验和检查费的5%—20%给会员提供**，并为会员提供必要的紧急救治和绿色通道服务等。“没想到有很多医院对这一模式非常欢迎，愿意做我们会员的定点医院。”刘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