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规划引猜想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正当其时，而“十二五”规划亮相时究竟会带给公众多少惊喜，这也成了专家“圆桌”上的热门议题。记者注意到，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在公报中提到的两个“提高比重”将在规划中进一步衍化成两个“不低于”：居民收入增速不低于GDP增速，劳动者收入增长不低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而从现状来看，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尽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个别年份较高，但总体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长期大大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数据显示，1978-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则分别增长7.2%和7.1%。
公报中的另一个信号是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分配体制存在的不公现象包括公共福利不足，再分配力度不够，公共资源的分配长期重城市轻乡村的格局还未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从事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对记者表示，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卫生投入不足，且资源配置存在失衡。
“公共服务不到位，特别是医疗、教育和廉租房，这些给低收入居民提供的服务还远远不到位。有人说，对低收入居民来说，医疗、教育、住房是‘三座大山’，这个形容不过分。”王小鲁表示，这方面投入对中低收入特别是对低收入老百姓来说，负担非常沉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则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政府最有可为并且最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就是为全体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包括各类社会保险、义务教育和其他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供给。“这类服务的充足供给和充分覆盖，不仅能替代部分个人支出，产生提高居民收入的效果，还可以消除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消费比重和消费水平。 ”
中小企业牵动初次分配
不过，对于二次分配领域的改革，刘煜辉也提出这样的忧虑：“任何二次分配的调整都存在诸多的效率漏损，钱给谁？政府如何甄别、分配以及其中产生的腐败和监督成本等问题？更关键的是事后的修修补补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初次分配产生的严重偏差。 ”
在刘煜辉的观点里，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核心还在于初次分配。 “只要经济增长继续依赖于投资驱动，政府的权力过大，企业的增长不与就业挂钩，收入分配问题根本没法进行实质性调整。 ”蔡昉也赞同，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应与就业挂钩。
刘煜辉认为，改善就业现状的捷径之一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向，比较好的办法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 “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增加值创造中占50%以上，解决社会就业超过80%，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国家可以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它们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 ”
按照刘煜辉的设想，如此一来可以促进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延伸。 “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他告诉记者，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记者了解到，在初次分配领域改革，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运用最低工资制度杠杆，对劳动力市场进行适当保护。 “政府还应该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通过改革户籍制度避免形成非竞争因素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和非人力资本因素导致的工资差异。 ”蔡昉建议，还可以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制度，特别是培育三方协商机制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提高工资、保护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