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学界至今仍未能对“市场化”、“产业化”的概念界定取得共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政府自身的筹资职能必须强化，主导作用需要加强。
从医疗保障制度来看，据卫生部2004年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城市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44.8%，农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为79.1%，这部分人群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制度为其抵御疾病造成的经济风险。
从公众诟病最多的大型公立医院来看，政府拨付的经费亦不足支撑医院的运转。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长范关荣2005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言，仁济医院2004年的总收入是9亿多，其中政府**只占支出数的3.5%。
据本刊记者了解，公立医院为了应对外资医院、同级别公立医院等的竞争，竞相大兴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就医环境、大量购买高新设备以吸引患者等，这些钱往往出自贷款，为了还贷，不得不提高医生的业务指标，把医生的个体收入和医院的业务收入挂钩，导致医生在诊疗中自觉不自觉地从经济利益出发，大处方、大检查的情况普遍。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杜乐勋作过一个比较：1986年中国各级政府财政卫生拨款122.23亿元，占当年中国卫生总费用315亿元的38.69%，2003年，中国卫生总费用6584.10亿元，假设按照1986年的投入比例，政府财政拨款当是2547.38亿元，实际上，2003年政府仅仅拨付款项1116.94亿元。
“换言之，卫生部门为政府节省了1430.44亿元。卫生部门的钱从何处来？就是"不给钱给**"从病人那里收来的。细算下来，人均约110元，占当年人均卫生费用509.50元的21.61%，看病哪能不贵？”杜乐勋说。
“不给钱给**”的大气候是怎样形成的呢？
杜乐勋说，十年动乱后，中国卫生机构损失很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低落，卫生服务的供给严重缺乏。医疗服务价格低下，医院赔本经营，越办越穷，靠吃国有资产的老本维持生存。群众就医的需求大大超过医疗服务的供给，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矛盾十分尖锐。当时，卫生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才能够使需要治疗疾病的群众“有医有药、能防能治”。
在这样的情况下，卫生改革的目标首要就是改变政府独家办医的局面，鼓励多种形式办医，同时，在公立医院采取各种措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包括发放**、多劳多得等，努力克服医院职工吃大锅饭的现象。
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这份文件清楚写明，卫生工作改革的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有利于防病治病，便民利民。
在“便民利民”四个字之后，文件写道：“医院的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治疗原则，注意合理用药和合理检查，避免浪费，不能单纯考虑经济问题。”杜乐勋对此评价道：“这句话告诉院长，在实际中不能单纯考虑经济问题，也不能不考虑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