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称，中国在确认境内第一起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立即全面展开和实施精心策划的防控计划。而即使是在这起病例被证实之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就已采取了一系列高姿态步骤，表明中国将认真对待，尽一切努力遏制疫情。
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相关机构亦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防控事宜，召开视频工作会议部署防控，并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安排集中采访等形式，向社会及时传递有关信息。
这与非典型性肺炎初期有的官员淡化疫情、屏蔽信息甚至发布失真信息的做法大相径庭。
高科技与常识相结合“进步的表现还包括科学的防治措施。”黄建始说。
他认为，防控非典型性肺炎期间，有关部门强调高科技，寄望疫苗、药物等实现有效防控。“但远水不解近渴，疫苗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普遍接种是否现实等都是很大的问题。”
在他看来，21世纪传染病的应对策略，主要还应该是依靠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回到常识。比如，保证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用水、安全的食品、足够的营养、健康的住房、科学的污水和废物处理、建立正确可靠的疾病爆发监测和控制系统、提高全民健康素质、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等。
“我很高兴地看到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同时也兼顾了疫苗、药物等‘高科技’硬件，这非常科学、理性和务实。”黄建始评论道。
他还注意到，非典型性肺炎期间，媒体往往援引专家的话作为证据，现在则是用数据说话。“比如，猪肉究竟有没有问题，主流声音不再说某某专家说猪肉没有问题，而是说现在没有证据表明食用猪肉有问题。这种用证据说话、依靠证据作决策的态度反映出大家更为成熟，更为理性。”
“病例确诊后迅速倒追找到密切接触者的做法是与世界接轨的。”黄建始说，“当年香港有了非典型性肺炎后，美国当即找到与香港首例患者住过同一酒店回国的美国人，并立刻对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观察，这在当时我们还做不到，这次我们做到了。”
据5月14日成都方面的消息，中国首例确诊患者病愈出院已经进入倒计时。成都传染病医院副院长田明对《了望》新闻周刊说，医院专门为其配备了心理疏导师安抚其情绪，“患者是四川内江人，偏爱吃辣，医护人员根据他的口味，在不影响治疗效果的前提下，特意为他制作了营养餐。由于患者病情稳定，身体状况好转，进食也增加了。早晨能吃两个鸡蛋和一个面包。”
5月11日，李克强受胡锦涛、温家宝委托，到医院看望这位患者、医务人员和接受医学观察的人员。
这位患者在成都期间曾搭乘过出租车，目前出租车司机也在接受医学隔离。5月12日，通过宾馆总机，本刊记者与被隔离的出租车司机通了话。出租车司机说：“来这里都快两天了。吃得还不错，住得也很舒服，没事还可以和儿子打电话聊聊天。现在身体没什么异常，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走出宾馆，本刊记者在入口处看到，一些接受医学观察人员亲属提着报纸、零食等在那里登记。“接受医学观察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亲属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还可以给他们捎去一些日常和娱乐用品。”成都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贾勇告诉《了望》新闻周刊。
国内不少媒体刊发的评论称，与6年前非典型性肺炎时相比，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政府在及时公布信息、报告疫情、科学防控、部门协作等方面大有进展。
中国是否“反应过度”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一直有声音质疑中国政府的防控措施“反应过度”.
由于中国对墨西哥AM098航班乘客实施隔离医学观察、暂时停止往来墨西哥的航班、停止进口墨西哥猪肉等措施，引发了墨西哥的一场“抗议外交”.
墨西哥外长埃斯皮诺萨称，由于有墨西哥国民在中国受到歧视性对待，建议国民不要前往中国，直到这些措施得到改变。
有关专家表示，外交口角的背后折射出各国政府对疫情判断、防疫观念等问题的不同看法：
比如，疫情发生后，中国高度重视并立即采取接近最高级别的预防措施；而墨西哥以世界卫生组织尚未把预防级别提高到最高级为理由，反对限制进口猪肉等，美国、加拿大政府也持同样看法。
又如，中国强调首先保障公共利益和安全，而西方更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在防疫观念上，他们认为在一个人没有出现染病症状时，他就有权自由行动，即使这个人已经感染了病毒，并可能传染给他人，也不只能依法限制其自由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