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打工的农民，在农村时从未听说过‘同性恋’，进城后则会进行**性行为等活动。” 清华大学研究的这7人的同性恋朋友中，外地人比例1989年不到20%；到了2000年，该比例上升到33.6%；2010年，这一比例升至40.3%，说明这7人越来越多地结交了从外地来到本地的同性恋男性。
该研究对82名男性同性恋2000年以来的交友调查显示同样趋势。2000年时，他们平均每人有7.6个男同性恋朋友，外地人比例不到25%。2010年，平均每人有朋友24个，外地人比例上升到40%。
而169名受访者2010年交友信息显示，他们共有男性同性恋朋友5010个，平均每人有29.6个，外地同性恋朋友比例为52%。
3多性伴埋下疫情隐患
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经济能力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很多家庭分居两地，用钱购买性服务成为不少男性解决生理煎熬的选择
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途径主要是经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然而，无论注射毒品还是性交易，农民工的购买力都不高，为什么会成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
“如同吃饭一样，有钱可以吃好的，没钱可以吃差的。性交易有5元一次的，也有5000元一次的。”景军说，现在的农民工与二三十年前不同，并非完全不了解艾滋病。之所以重蹈覆辙，有复杂的生理和心理因素。
原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若涛介绍，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经济能力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很多家庭分居两地，用钱购买性服务成为不少男性解决生理煎熬的选择。
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进行的一项关于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有一道选择题：“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男性民工 21%选择“找小姐”、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
“远离家乡和亲人，工作累，受歧视，朋友少，感觉像生活在孤岛上。”在广州某饭店做服务员的小梅出来一年后，与当保安的一个老乡同居了。
“对于未婚女性流动人口来说，同居可以获得心理和生活上的依靠感。”王若涛说，为了寻求经济和情感的支持，她们往往会与一个或多个男性建立临时的性关系。
广州外来务工人员生殖健康情况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未婚外来务工人群中，有3个及以上性伴侣的未婚男性达11.84%，未婚女性占4.49%。
“流动人口中，安全套使用率较低，非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的使用率仅为40%—50%。”王若涛说，无保护的性行为会成为性病、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威胁。
日前，西安市疾控中心公布的一项关于“农民工艾滋病检测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35%的农民工都有临时性伴侣，数目最多者高达7人，填写问卷的大部分农民工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男性农民工私下对调查人员说，地下性服务价格低廉，随时随地均可成交。因担心受到治安处罚，性交易往往匆匆进行，根本没时间考虑性安全问题。
调查发现，许多人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有多种。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观看来确定“小姐”是不是健康；有人则认为，以前没使用安全套也没染病，所以不需要；还有人认为“农村小姑娘比较安全”等。
“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导致女性流动人口进入娱乐服务业并发生临时或商业性行为的重要因素。”景军介绍，一些农村女性为生活所迫，或者为钱，在发廊、酒店、路边店和娱乐场所从事色情活动。虽然老板告诉她们要用安全套，但在性交易中，由于多种因素最终没有使用安全套。如错误地认为“性交后冲洗”、“使用消炎药”、“看他有没有病”可以预防，或者 “客人不愿用，无法说服”、“客人加钱”、“相信自己身体好”等。而她们一旦感染，又会传播给性伙伴。
“多性伴、性交易、不安全性行为，使流动人口成为艾滋病易感人群。”景军指出，艾滋病在缺乏防护措施的流动人口中迅速传播，已成为我国防“艾”的严峻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不仅需要解决知识贫困，更需要权利保障。比如，允许外出打工的农民带薪休假，让他们在合适的时间里与家人团聚；建设一些更“廉租”的住房，使常年分居的夫妻有个短暂的容身之所；丰富农民工的夜生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