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市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南京儿童医院患儿死亡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认定第一次调查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上网玩游戏的医生被吊销行医执业资格证并开除，家属有权进一步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医生、书记分别受处分。（11月13日《扬子晚报》）
调查结论的公布随问责齐至，速度不可谓不快，对过失医生的问责与处理也很彻底。只是，这样的“快意问责”依然难掩制度尴尬。
首先，这一事件依然只是一个特例。先是《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介入，继而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对此专门批示“这一事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再由专家、网民、记者组成的专门联合调查组，更动用了一种保密部门的特殊软件还原上网记录，终于找到了这名医生玩网络游戏的证据。最后，真相才被彻底还原。
换句话说，常规的医疗取证与纠纷处理制度，在这里其实已经失灵了。在第一次由当地卫生部门单独组织的调查取证中，得到的调查结果与最终一次的调查结果有根本性的出入。当地卫生官员也坦承，这是因为“值班医生隐瞒事实真相，市儿童医院调查手段简单、调查深度不够、调查结果不实，轻信当事人的证言，南京市卫生局审核不够严格。”
从维权的角度来看，这名患儿家属在追索真相与公道的历程中，应该说是格外幸运的。他们获得了来源于强势媒体与高级官员的关注和特别批示以及舆论不依不饶的持续追问，方才取得了维权的成功。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位患者家属在维权路上都会如此幸运，获得这种“特事特办”的机会。如果日常的医疗纠纷制度失灵或沦陷，公平与正义无法得到来源于制度的保障，人们又该如何去维权呢？
对相关责任人的追责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填补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失灵上的漏洞、完善程序、打造足够的公信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保证医疗卫生系统的真正稳定和秩序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