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仔细研究，刘素霞发现问题出在护理单第5页。该页所记录的时间段，恰恰是父亲输上降压药后的一个小时。如果按照护理单上记录的血压值，父亲的血压在输上降压药后并没有迅速下降，而是有所上升，这与她印象里所观察的血压仪上的数字完全不符。由此刘素霞推断，这个第5页是后来添加的，目的是为了推脱使用降压药的责任。在添加了这个第5页后，不得已将原本的第5页改成了数字“6”，依次类推。
再者，病历中记录的内容也存在多处涂改和重大错误。刘素霞向记者指出，护理记录单上某一时间填写的血压值，可以看出由“72”改成了“74”。在“病情记录”一栏里，填写有“西地兰0.4g缓慢静脉注射”，在具备医学知识的刘素霞看来，这是重大的错误，按常识应当是0.4mg的剂量，在0.4g与0.4mg之间，相差有一千倍，如果按照病历上的用量，仅此一项就能夺去父亲的性命。
有了这些发现，刘素霞感到自己“心里有底了”。
院方回应：病历涂改仅是“笔误”
刘素霞对父亲的死亡有了清晰的判断后，曾经天真地认为医院对整个事件会有与自己相同的认定。
由于主治大夫张建成不再露面，刘素霞在父亲病故后，一直都是与医务处的处长赵琳沟通，但双方在事件的处理方式上存在明显分歧。赵琳代表医院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可以就赔偿的金额进行协商，但医院并不存在任何过错。这样的条件显然不能让刘素霞家属满意。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既然没有过错，为什么还会赔偿？既然肯赔偿，为什么不愿意认错？
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2009年8月21日，在记者的陪同下，刘素霞再次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就事件的处理进行协商。
在前往医院医务处之前，刘素霞提出，要先到微创外科去“捉一下”张建成，试试看能否找到。她蹑手蹑脚地到该科室探看了一番后，兴奋地告诉记者——张建成正在办公室。
张建成在见到刘素霞时，显得很热情，并亲切地称呼她为“素霞”。针对刘素霞的种种疑问，他一一作了解答，他表示：自己对刘明正的去世感到很难过，也不愿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事发后自己并未“失踪”，而是到外地去出差；关于降压药的使用，他认为不存在任何问题，在开处方时刘明正的血压确实有点偏高，只是在医嘱执行的过程中有延迟，从开处方到注射有2个小时左右时间，期间病人的血压发生了变化。
至于病历上的涂改，张建成表示病历并非自己填写，随后他找来了一位赵姓护士长，称护理记录单上的问题可以由其来解释。该护士长听完刘素霞对记录单质疑后，简单地回答说：“这些都是笔误。”
“一份病历上有这么多笔误，你们自己觉得正常吗？”刘素霞反问道。赵护士长沉默不语。
“张大夫，你难道真觉得医院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吗？”刘素霞转身向坐在一旁的张建成问道。
这位医学博士低头思考了一会，说：“手术过程是成功的，作为医生我们把每一台手术都当成是艺术品，都希望能尽可能的完美，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我只是个医生，只负责手术，至于手术之外的事情你们可以去找医务处，他们全权代表医院处理此事。”
8月22日，记者跟随刘素霞找到医院医务处处长赵琳。在谈话过程中，赵琳多次强调，双方协商的关键应当是赔偿的金额问题，而非医院有无过错。赵琳告诉刘素霞，如果撇开医院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双方商定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赔偿数额，那么家属很快就能拿到钱款回到老家，不必再在郑州折腾下去。但若纠缠于医疗责任的问题，医院的态度很明朗，那就是：院方在整个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家属如果坚持，可以起诉至法院或者进行医疗事故鉴定，那就不必再接触院方。
并非尾声
在与医院接触的过程中，刘素霞得知了一个信息：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有着另外一重身份——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如果想通过上访等行政上的手段，促使卫生厅对医院进行处罚，那无异于要求“院长自己处罚自己”。
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的网页中，院长一栏赫然写着“河南省卫生厅厅长、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刘学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