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焕祯介绍，健康教育是全科医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入人口老龄化，往往会衍生许多严重的并发症，耗费的医疗成本十分惊人。以台湾为例，去年老年人口耗去台湾医疗资源的25%，其中大多都与慢性病并发重症疾病相关。我国内地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1.7亿，数量居世界第一，其耗费的医疗资源将更加惊人。
“过去以疾病治疗为主，当前则应该以医疗干预或健康教育等方式来降低民众患病率，全科医生应该成为社区居民健康的守护者。”张焕祯说，中国内地目前的状况，犹如30年前台湾刚刚开始实行全科医生制度的情境。也就是说，离百姓有需求时第一选择是全科医生的目标，内地起码还有30年的路要走。
谢吉伯说，中国全科医生制度和英国的家庭医生制度相同。该制度首先表现在医护的连续性，即医生与患者是长期的合伙关系，医生对患者具有长期责任。其次是医生由被动看病改为主动寻访。尤其是对慢性疾病的管理，医生不可以等病人，要去随访病人。第三是将治疗提升到管理层面。疾病要管理而不是治疗，这对慢性疾病十分重要，不是医生开个药就完了。全科医生在医疗硬件设施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什么常见病都要看，挑战性很大，更能体现人的发展价值。此外，全科医生强调团队概念，一个全科医生团队可能会由一名全科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公共卫生服务医生组成。由多个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共同参与到病人的长期健康管理中去。
关键在于建机制、给待遇，改变全科医生收入低、不受重视、出路不佳、难以实现自我价值等现状
“收入低，不被人重视，以及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和前景，造成了中国全科医生的缺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张焕祯分析当前全科医生存在的诸多问题时说。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虬津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杨小勇工作10年了，2005年获得了执业医师资格，前两年参加了全科医生的培训。像这样的医生在当地属于人才，然而杨小勇感觉全科和原来的内科没有太大差别，工资涨了一点，达到2400元左右，另外职称评定也不会被优先考虑。
尹朝霞是一名研究心血管病的博士，去年底，她主动要求从复兴医院下到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收入少了，但我不是奔着收入来的，而是奔着事业来的，希望更能体现自我价值。”尹朝霞说。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成了一个特例，别人见了她总会问：“你为什么要到社区做医生？大医院多好。”
杜雪平在15年前就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么多年来，她的最大感受是社区的医生几乎什么活儿都干，太杂太乱，定位不清晰，导致全科医生很辛苦，却不一定能有收入补偿其价值。
潘志刚分析，首先，“社区基本功能服务包”缺少具体内容，职责不清，全科医生经常在多个岗位之间轮转或者同时承担多个岗位的工作，因此，难以按岗位定工资标准。其次，政府管理部门对全科医生的服务认识不足，认为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就应该是低价格。同时，社区卫生服务的范围、数量有限，即使实施收支两条线**，全科医生的付出与收入仍然不成比例。
“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以解决户口为招录条件都招不满人，除了社区医生地位不高以外，待遇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表面上看，工资水平相差不大，但如果考虑到**的话，社区医生平均薪资与医院专科医生平均水平相差就比较大了。”潘志刚说。
“越是偏远基层地区，收入应该越高。我国城乡差距大，要吸引高水平的人才去工作，必须要建立完善的机制和制度。”曾益新说，好的待遇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还应该包括非经济方面的，如福利、继续教育、子女教育等系统的制度。他说：“解决看病难的关键在于强基层，强基层的关键在于强人才，强人才的关键在于建机制，建机制的关键在于给待遇。”
曾益新说，瑞典全科医生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2.2倍，在英国达到4.2倍，美国全科医生达到3.3—3.7倍。因此，他建议过渡阶段在每个基层医疗机构设立两个不占编制的“特聘全科医生”岗位，共计10万人。国家为这些岗位公开招聘医学本科毕业并在大医院接受了2年以上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人员，再对其进行一年的全科强化训练，这样，明年就有产出，争取3年内10万人全部到位，我们的基层人才队伍就可以大大加强了。除了绩效工资，中央给每人每年另外**10万元，富裕地区地方政府还可以再增加**。资金不是问题，即使10万人全部到位，中央财政投入每年需要约100亿元，但对于“强基层”可以起到关键而且是快速的作用。
据悉，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全科医师平均薪资至少是在城市工作全科医师的4倍，主要由政府负责支付；在英国，政府通过一个独立的社区管理部门，按照协议替老百姓购买全科医师服务，以人头费补偿形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