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为什么小汤山非典医院遗留下来的大量剩余医用物资、药品没有处理，张大同表示，这要去问相关部门和北京武警总队，因为这些医用物资、药品都是他们负责管理和使用的。
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和媒体报道得知，在整个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北京市政府来负责建设和后勤保障，军队方面来进行内部的管理。
在2003年4月26日，有关部门将医院封控的任务交给了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285名官兵。4月28日，由某部副参谋长率队，285名官兵迅速进驻小汤山非典医院并投入执勤。
随着6月20日最后一名非典患者康复出院，285名官兵圆满完成了封控小汤山非典医院的任务。不久，他们陆续撤离，只留下少数人员执勤看守医院和剩余物资，这些留守人员的具体撤离时间便无从查阅。
“当时，我们小汤山医院只负责给非典定点医院提供后勤服务，并没有参与医疗和管理。而且，当时参与后勤服务的医院相关人员大都已经调离，我是‘非典’以后从外单位调过来的，对具体情况并不是太了解。”张大同说。
记者随后试图联系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原负责人和捐赠单位，但未获成功。
“医用物资、药品”来自哪里？
在小汤山非典医院未投入使用时，当时正在国防大学进修的原北京军区卫生部部长、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临危受命，2003年4月临时出任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医院投入使用后，他向媒体公开表示，医院各种药品器材的供应量充足，至少能满足1000张床位的病人一个半月的使用。
事实上，小汤山非典医院在“非典”期间，先后收治了北京市60家医院转入的14批共680名“非典”患者，动用了850张，还有100多张床位没派上用场；同时，大部分患者先后都分批治愈后出院，几乎很少有治疗一个半月的，因而有大量抗非典医用物资和药品剩余。
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医疗指挥中心成员、北京协和医院ICU专家杜斌博士说，“小汤山非典医院对提高收治率、隔离传染源、提高抢救成功率、分级分类管理病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任何一个定点医院都无法替代的。”
据媒体当时报道，为保持小汤山非典医院的正常运转，相关部门制定了一个包括390种西药、76种中药共计近2000个剂型规格的庞大而复杂的药品保障计划，完成了价值9000万元的药品器材超常规采购，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当时，小汤山物资、药品的筹措得到了多方大力支持。
解放军总后司令部紧急协调总后各业务部门行动，总后财务部迅速协调拨款，开设专用账号，为物资采购提供经费保证；15个品种46000件医用隔离衣裤、被褥、口罩，总后军需部3天就组织工厂生产和调拨完成；30万米做口罩的纱布要从西安调运，总后军交运输部从调拨车皮到医院收货仅用3天……
总后有关部门开通战时卫勤保障系统，一个月内共向病区成功保障了979万元的药品，其中针剂4万多支，液体12000多瓶。
此外，用7天7夜的时间，医药集团、纺织控股公司、同仁堂集团等北京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生产、组织、调运的130余种、1300多万元的物资全部到位。
2003年5月2日，小汤山非典医院接收患者的第二天，北京市及中直机关就给白衣战士送上诚挚的问候及各类捐赠。随后，各机构捐赠药品价值达600多万元。
过期药品将如何处理？
当最后一批康复患者、医护人员从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撤离后，2003年6月21日，小汤山非典医院洗消科技术人员对病区进行了全面消毒后，该院隔离病区即全部关闭。22日小汤山非典医院正式被北京市政府接管。
然而，“完成历史使命”的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去留“却成难题”。实际上，关于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去留问题，在当时已经讨论很久，各方意见并不一致。
早在2003年6月16日，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举行会议上就进行过激烈讨论。会议初步决定，这所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临时传染病医院，作为北京市预防非典疫情反弹的收治基地还需保留一段时间。而且所有医疗设备也不会撤除，一旦疫情有反复，医院还将作为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立即投入使用。
这一“初步决定”延续至今。于是，当年令世人瞩目的小汤山非典医院，现在成了围墙内的一片“无人区”，医院临时库房里仍然留存大量的药品和医用物资。而如何处理这些早已过期或失效的药品，而且不给周围环境带来威胁，成为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药品监督部门明确规定：“药品有着严格的储存条件要求和有效期规定，过期后必须销毁，不能挪作他用。捐赠的药品和防护用品等若不能有效地用于临床，不但要付出较高的管理成本，还存在过期无法使用的隐患，势必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在一个风景优美的疗养院堆放着大量过期或失效的药品，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当初那些热心捐助小汤山的人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捐赠的医用物资、药品有一天会变成难以处理的医疗垃圾。